[1]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例如1972年7月1日有关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规定：不得因民族、种族或宗教行为等理由拒绝雇用或解雇某人，违反此规范的人将接受刑事制裁。原审法院将合宪性问题提交最高行政法院或上诉法院有三个条件：首先，有争议的立法条文必须适用于具体的争议案件，或构成该诉讼的基础。

若根据立法屏障理论，虽然条例涉嫌违反宪法，但立法授权行政机关规制财产权，条例受审查的基准应该是该立法条款而非宪法。合宪性问题可以在一审、上诉或撤销之诉中首次提出。1984年10月10日和11日宪法委员会第84-181号决定中，思想自由获得基本自由的定义，1994年7月29日第94-345 DC号决定中，宪法委员会也给表达自由贴上了基本的标签。但基本内容似乎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28]西班牙宪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定的概念化努力，获得法国学界的关注和吸收，并延续了平等价值的注入与论证。其次，在外国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争议，法国宪法委员会于1990年1月22日的判决中确认外国公民也是基本权利主体，且与法国公民一样平等行使其享有的权利，但在具体享有个别权利的类别上却有所区分：其一，避难权属于外国公民专属，法国公民不享有。

普通法院在直接适用宪法的过程中，也注重尊重立法保留事项。法国在设置过滤机制时充分考虑了德国和西班牙的情况，规定法官无权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问题审查的诉求。[15]尽管这两份文件在探索期前出台，但《评定法官等级实施办法》实际上是在1998年11月12日发布的，因此大范围的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开始于1999年。

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也出台了与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密切相关的配套文件。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法官职务序列改革的过程中。为了降低收益份额不均衡所带来的改革阻力，我国在司法改革中还采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推动。[52]参见***：《司法改革试点再认识：与实验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启示》，《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转型社会的改革，进两步退一步的局面并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受制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方式，聘用制书记员与录用制书记员工作内容雷同，但两者在待遇与晋升空间上却有云泥之别。

具体呈现为对法官的学历要求由专科到本科、资格考试条件由公开考试到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各法官选任程序的日益精细化。[57]参见李拥军：《司法改革中的体制性冲突及其解决路径》，《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57] 其三，推动增量司法改革。政治锦标赛最初被应用于政府行为的分析，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争，竞争优胜者将获得晋升。

为法官助理设置独立的晋升通道，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的最高行政级别为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正好比同级人民法院书记员高出半级。由此，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闭环就形成了。二、我国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例证 在提出基本表征之后，本部分将通过对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历时考察进一步阐述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的内卷化风险。[15]不过，由于法官的待遇主要与行政职级挂钩，因此旨在推动法官单独序列管理的法官等级逐步边缘化。

三、我国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根源 法院的问题是更深刻的公共权力和社会秩序问题的一部分。在内部则奉行上命下从。

[58]最终制度变迁能否发生或能否成为长期中稳定的制度安排，必须要考虑到这些会在制度变迁中利益受影响的群体的行为。【作者简介】 王禄生，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研究员。

然而，无论是法官员额制、书记员单独序列还是法官助理单独序列，这些重要的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措施都未被立法吸收。因此，要治理内卷化风险，就必须打破司法改革中的角色约束，有效调和政治统一性与司法独特性，实质打通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鉴于此，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以下简称《三五纲要》）再次重申逐步实施法官员额制度。治理内卷化风险，必须打破角色约束，避免将司法改革作为缓解体制改革压力的制度性工具，并从制度上充分回应司法需求。学术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在2013年之前，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根本未曾施行。[50]此外，适当与必要的地方竞争有利于保持司法体系的灵活性，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向更加深远的领域拓展。

另一方面，在保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司法的特性，并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给予有效的回应。[42]参见王逸吟：《法官员额制的广东试点》，《光明日报》2015年6月8日。

[6]在黄宗智看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才是发展，与之对应，以增加劳动力投入、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的增长并非发展。[37]然而，与此同时，在司法改革过程中，诸多改革措施又恰恰强调司法机关的独特性，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员额制改革中的职业化、去行政化，乃至其他司法改革中强调的去地方化和独立行使职权等都凸显司法机关与一般国家机关的差异。

[14]这一时期，法官等级制的改革很好地体现了单独序列的理念。此后，在复兴期，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改革方案被重提。

此后，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入初步发展期并在2009年之后逐步陷入沉寂。为了推动书记员群体的职业化，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发布了《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书记员聘用制改革。[56]参见陈卫东：《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法学》2017年第10期。当揭开表象去深入挖掘司法改革内卷化风险这条线索时，我们就找到了观察和解释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改革收益的不均衡必然引起改革成效的不均衡。1963年，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在对印度尼西亚农业经济进行研究时发现，由于爪哇岛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人口增长迅速，因此岛上劳动力不断高密度地填充到水稻生产中，导致农业内卷化。

[24]从整体来说，在发展期，最高人民法院虽然确认了法官助理单独序列管理的整体思路，但是对于法官助理的职位内容、人员比例、选任条件、选任程序、晋升途径、薪酬待遇等方面均缺乏明确的顶层设计。尽管在《一五纲要》文本中并未直接出现分类管理的语词，但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进行法官助理的试点以及调整人民法院行政人员与审判人员的配比等内容已体现出显著的人员分类单独序列员额配比等分类管理理念。

作为在探索期就已出现的人员分类管理内容，法官助理单独序列改革推进不畅。[28]加强书记员的经费保障，将书记员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类似改革措施精细化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官助理单独管理之上。尽管在不同时期我国司法改革的阶段目标不尽相同，但改革开放之后的总体趋向是通过改革实现司法的现代化转型。从2016年《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和2017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两份改革方案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复兴期书记员单独序列改革措施较之发展期的改革措施有了明显的深化。其二，竞争倾向还可能导致司法改革成效的非均衡。

政治-竞争-组织三元结构制约是中国司法改革相较于域外司法改革的显著特性。为了突出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探索期就已启动法官等级评定工作，并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

一方面，要改变将司法改革作为体制改革替代性角色的定位，尤其是要避免将司法改革作为缓解体制改革压力的制度性工具。从整体上看，我国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措施在20余年间日益完备。

[39]See Benjamin L. Liebman, Chinas Courts: Restricted Reform,21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1-44(2007). [40]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近20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即不把自己定位为上级政策的执行者，而是扮演制度构建者的角色。其一，降低司法改革试点的随意性与偶然性。